在俊雅的古城苏州，笼罩着悠远的历史尘烟，氤氲着勃兴的文化气息。在明代中叶的宪宗年间，后来被誉为“吴门四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字伯虎）从当时那个还叫做吴县的苏州城里一个商人的家庭走出来。在那个八股取仕、尊官贱商的没落封建时代里，在那个只有忠君报效才是立身之道的年代里，他的脚步挪动的该是多么的沉重啊！我们只能在史籍上那稀疏的文字中知道他的些许坎坷：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九岁参加南京应天乡试，获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会考，就在“功名富贵”指日可待时，与他同路赶考的江阴大地主徐经，暗中贿赂了主考官的家僮，事先得到试题。事情败露，唐寅也受牵连下狱，遭受刑拷凌辱，遂与同乡“狂生”张灵交友，纵酒不视诸生业……也许是他后来成了卓越的画家，又擅长画仕女图、山水图的缘故，几乎是以说书人口口相传的形式，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风流韵事不绝，疏狂豪放不羁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不是扮家奴点秋香，就是写对联奚落官商。历史的时空不过才穿越短短的几百年，人们的记忆已经找不到旧有的陈迹了，似乎只有一个十足风流的唐伯虎才能满足人们偏失了的审美取向。我们很难感觉到历史上那个貌似平凡的少年沉重的人生步履，只知道他二十几岁就中了“解元”；我们很难体会在梅花坞那凄冷的斗室中，一个画师孤绝而寂寞的追求，只以为他超脱世外，飘逸似仙。那是一个“大都谁不逐炎凉”的政治社会，一个失落的文人、一个孤独的画师，生活中又能有几多风流呢？这大抵应该是历史上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心境，也是我们一贯以“大团圆”和喜洋洋为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难以也不愿窥探的空间。

    他，叫顾锡东，一位经历过旧中国的长者，一位旷世奇才的剧作家，从嘉善县的山乡走过来。他用深邃的目光穿越过历史的时空，以横空出世的神来之笔创编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他能体会到历史上那个首先是旧文人，然后才是大画师的唐伯虎，体会到他落难时的苦痛，隐居时的寂寞。如果说唐伯虎超脱，把人生的苦乐看得如“梦幻、泡影，亦如露电”，那也是一个人经历了灵魂深处的痛苦蜕变使然。顾锡东先生深知，一贯以正邪两立、泾渭分明为审美特色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正适合表现这种“蜕变”的过程。他在唐伯虎的风流倜傥的性格底色上点染上了几许仗义输财，周济过姓沈的学友；同时，又加深了唐伯虎的受冤程度，不是遭诖误，而是完全被诬陷，这就促成了“含奇冤仰天狂笑激动风雷”的焦点矛盾和悲剧效果。这样一个为世俗所不容的人，他的婚姻怎么会幸福呢？顾老先生把唐伯虎的仗义输财偏就建立在对妻子陆氏财力的仰仗上。陆昭容资助他走上赴京廷试的“士子正途”，而他却获罪落第而归，陆昭容市侩的嘴脸终于显露无遗，将他驱逐出家门，只能寄居祝枝山处。一个尊严具丧的男人，一个被抛弃的丈夫，还在高吟着“陆氏妻席卷一空下堂去”，保持着仅有而可怜的些许自尊。在“欲举杯酒邀月饮”的无助中，作为具备极佳天才的一代画师，只能寄情于与“画人儿”的精神交流了。此时，他只有一身与科举毫不搭界的才艺了——点染丹青。“酒尽壶空”以后，同“画人儿”的对白是似真实幻的，是唐伯虎自我的慰藉，更是一种自我的蜕变与升华。从坐监时“天大的官司打到底”，力争夺回状元及第的决心，蜕变到“浮尘浮丝浮名浮利，与人何用”的释然情怀，升华到“不入官场不置田，桃花庵里酒中仙，起来便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超脱境界。顾老先生深深地了解中国人追求大团圆的审美情结，于是塑造了沈九娘这一完美的形象作为唐伯虎的红颜知己。但是唐伯虎灵魂深处的蜕变与升华终究是在纸山墨海中自己顿悟出来的，程敏政和沈九娘的规劝只是一个外在的原因。这也是他绘画深邃的精神内涵和高卓的艺术追求，是他千古流芳、深得民心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这就是妙手天成的剧本《唐伯虎落第》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该选择什么剧种来展示呢？有一个剧种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叫做越剧。他从嵊山剡水之间以“落地唱书”的形式轻盈地走出来，综汇了余姚的滩簧，又走进了大上海，吸收了昆曲和话剧的养分，发展成了“绍兴文戏”。她象是一个从中国的山乡里走出的孩子，却见识和吸取了东西方艺术的精髓，出落得亭亭玉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女子越剧以特有魅力更相得益彰地展示着婉约的江南文化。慧眼独具的顾老先生自然会选择越剧，同时他也把青睐的目光投向了一个方兴未艾的艺术团体——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她，叫茅威涛，一个从桐乡的青山秀水中走出的越剧女伶，当时已经在获得1984年最佳戏曲片奖的《五女拜寿》中崭露头角：饰演的邹世龙《捧汤》一折至今仍然是越剧的名段。《唐伯虎落第》却是一个内涵更加深邃的剧本。至尽仍然有人认为：“《唐伯虎落第》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唐伯虎落第》开始，茅威涛开始有意识地在戏中注入一些人文精神的追求——虽然这种追求在那个时候依然比较模糊，但毕竟已经开始了。”的确，唐伯虎的形象不是一个稚嫩的小童声，他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何其的深邃！而这样一个文化重担就落在了建团不久的浙江小百花身上，更落在了主角茅威涛的肩头。与其说那对于茅威涛是一个转折，不如说是一次出道不久后的定位，因为小百花太年轻，她也太年轻。事实证明，这个定位是正确的，浙江小百正是以追求人文精神这个定位才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而茅威涛在以后的一系列形象塑造中也抓住了这种定位，无论是陆游、张生还是荆轲、孔乙己都是在一种严肃的文化定位下塑造的。越迷们追踪茅威涛，不同于一般的“追星族”，而是追踪她所塑造的一个个精魂的人物，那些人物是历史的、舞台的、银幕的，更是走近观众心田的！

    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八十年代的末期，茅威涛她们在进行这种艺术定位时的艰辛。思索、体会，再思索、再体会。“疏狂”既然是后代人们对唐伯虎的基本印象，就不可能改变它，因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人的思想史”，违背了它就无从谈艺术创作了。茅威涛把唐伯虎演得很狂，但疏狂背后是中国古代优秀文人的傲骨与正气，他失意时的悲戚中也带着这样一种豪气，更有一种智者高瞻远瞩的觉悟：“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烟水孤蓬行万里，乐得个醉写山川狂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