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周年团庆，请回了83版原生代演员，她们把《五女拜寿》演完，作为团长茅威涛又把远道而来的老姐妹一个一个送走了。“老姐妹”走了，演出还在继续。在红星剧院后台，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境：我如同一个女管家，守着一座园子，把她们一个个迎来，又一个个送走。剩下我，还有至今坚守在舞台上的同仁，我们还得把戏唱下去。语气沧桑。
一直以来，茅威涛在越剧改革创新中处于很微妙的境地，粉丝疯狂追她，她做什么都深入粉丝心坎；有些专家则常常摇头，茅威涛到底要把越剧带到哪里去。20年团庆接近尾声时，茅威涛松弛下来。在“小百花”拉开20周年纪念活动的当天，在原生代演员一个个回来的时候，她曾当着老领导孙家贤的面泪流满面。她说，在筹备中我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特别怕这件事做不好，做砸了。对不起你们。
请回她们最初没有人认为能成功
钱江晚报：“小百花”20年团庆请回原生代老演员引起了轰动，当初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茅威涛：我们20周年团庆的主题是“感恩、怀旧和展望”，把离团多年的原生代请回来复原83版《五女拜寿》，因此具有特殊意义。虽然起初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最后我们做成了。
钱江晚报：你怎么看复原的这场《五女拜寿》？
茅威涛：1月3日中央电视台11套转播这场演出时，我在家从头看到了尾，感觉像在看一部老电影，遗憾的是青春不再。团庆这个特殊时刻，不是展示创新，只是纪念，我们20年前的积淀是这样的，20年后越剧已需在今天的都市发展成一门都市艺术。
20年前的愿望和今天
钱江晚报：你20年前的梦想是什么？
茅威涛：20年前我只想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能播出茅威涛的唱段唱腔。
钱江晚报：那时你想象过越剧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么？
茅威涛：没有。
钱江晚报：近年来你一直坚持越剧都市化，推出的作品也在此起彼伏的争论中生存，是什么使你这么坚持？
茅威涛：创新是越剧本体发展规律的需要。《五女拜寿》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对越剧整体创新的结晶。20年后面对这部作品，她的价值和意义都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是团庆的特殊日子，如果不是为了重温沉淀的记忆，今天恐怕不会有更多的观众再走进剧场看这样一台戏了。百年越剧从乡村到城市，在文化品格上已经远远超过当时说唱、滩簧戏的意义，她到一定成熟度后，必然有自身的局限性需要突破，让其进一步成熟。坚持创新的另一个原因是剧团生存环境的需要。戏演给谁看已经构成对一个剧种、一个剧团生死存亡的考验。在都市中繁荣的越剧，必须在都市中拥有一定的市场，如果一个在都市里创建的剧团，连都市人都不喜欢她，这个剧团的生存意义何在？
钱江晚报：但有舆论认为你提倡的都市越剧抛弃了老观众，唯美的舞台需要大制作，大制作导致高票价，使一部分人看不起越剧了？
茅威涛：走进剧场看舞台剧就像走进商场买商品。作为消费者，你不会因为你自己没有那个消费能力而要求世界顶级品牌商品撤下柜台，因为有人需要那种消费。我觉得走进剧场观看舞台剧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其实，进商场有很多选择，有些人专门去这个商场，有些人专门去那个商场，进剧场同样有多种选择。你可以去黄龙洞看越剧，也可以到建成之后设施一流的“小百花艺术中心”看越剧。
关于票价的问题不是一个剧团单独能解决的，需要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比如现在的“新年演出季”就是调控手段之一。
前十年多夸奖，后十年多争议
钱江晚报：“小百花”这20年来，前十年作品一片赞誉，后十年陷在争议中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
茅威涛：前十年的作品也不是一片赞扬。《西厢记》当年也遭骂，说越剧舞台上堆这么个转台哪还有美感，又说茅威涛这么一“踢褶子”，越剧就不姓“越”，姓“川”了。但后来《西厢记》还是获得一致认可。
如果我们今天仍停留在原地，别人对我们的模式模仿得惟妙惟肖时，我们势必要谋求新的突围。小百花已经被历史被观众推到了一个艺术的前沿，那么站在艺术创作前沿的我们就很容易引起关注、受到争议。
钱江晚报：一面排老观众喜欢的传统剧，一面排创新剧目，也许可以安抚争议，你为什么一直要走得那么犀利？
茅威涛：我必须犀利。在观众定位上有时必须摆出鲜明的姿态而不能模棱两可。不然都市精英对越剧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中，他们就不会来关注越剧。戏剧不吸引新观众，不都市化，出路又在哪里？
有一段时间我为了争议到处游说，越剧要创新要变革，后来累了不说了，自己埋头做。前一阶段，《藏书人家》在校园演出，我听到了非常有见地的评论和意见，观众的审美能力有时真的远远超出我们这些专业人员甚至包括专家、学者的想象，我们应当学会尊重观众的集体智慧。
钱江晚报：你还能坚持多久？
茅威涛：我有时也会想到放弃，“小百花”的牌子是国家的。如果我不在“小百花”，不是一团之长，我只需要承担茅威涛个人艺术创作的成败，那样压力也许会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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