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育新苗，剧团出戏又出人。优秀青年演员茅威涛以她刻苦的艺术追求和绚丽的艺术光彩先后获得梅花奖、文华奖和白玉兰奖，成长为青年越剧表演艺术家；何英、董柯娣、何赛飞、方雪雯、陈辉玲、陶慧敏、夏赛丽、洪瑛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正在努力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攀登，还有颜佳、黄依群等越剧新秀正在茁壮成长。

　　十年来，他们曾经两次晋京演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同时，四次赴香港演出，并先后出访新加坡、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日本和泰国，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赞誉。去年9月，携带《西厢记》、《陆游与唐琬》《红丝错》晋京演出，反响尤为强烈。首都剧场门口出现购票“长龙”。今年5月，去福州参加第三届中国戏剧节演出《西厢记》，又一次引起轰动。据当地记者评述，人们争购戏票，场面之热烈超过了“股市角逐”，“炒戏票”就像“炒股票”，演出欲罢不能。这一切引起文艺界、新闻界的思考：都说戏曲有危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何以如此让人钟爱、痴迷？何以在戏曲普遍不景气的今天能一枝独秀，焕发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认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成功之路正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结合剧团自身特点，坚定不移地走艺术改革和探索之路，只有坚持艺术改革，才能永葆艺术青春。

一、优化组合是艺术改革的人才基础

　 艺术改革的主体是人。戏曲发展到今天，人们要求有更多更新更美的艺术品，要求从戏曲舞台上获得更丰富更具时代感的艺术信息，戏曲艺术的综合性，必然要求编、导、演、音、美全方位优化。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正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采取“广育、精选、博采、严教”的办法，从优选人才、优化人才结构、优化训练办法开始，逐步达到人才的优化组合。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百废待举，戏曲舞台青黄不接。针对这一状况，在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下我们建立起省、地、县三级戏曲学员培训网，又于1982年举办全省第一届戏曲小百花会演，涌现出一大批戏曲新苗。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各地顾全大局，有力配合下，以组织越剧赴香港演出团为契机，从全省60多个越剧团、3000多名演员，400多名学员中遴选出40名优秀“小百花”集中到省艺校接受强化训练。训练一开始就切入较高的层面。文化补习要求达到高中以上水平，艺术上请来越剧、昆剧、京剧、川剧、婺剧界的名师开展密集型辅导，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根据学员的文化素养、艺术潜力以及行档和流派的合理配置；最后精选出28名优秀苗子组成小百花演员队。接着，我们又调集省属剧团中最优秀的创作人员，由著名戏剧家史行、张西华等亲自指导，精心排演著名剧作家顾锡东的力作《五女拜寿》、《汉宫怨》。1983年组成“浙江越剧小百花演出团”（后更名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携带《五女拜寿》、《汉宫怨》、《双玉蝉》以及一台折子戏首次赴港演出。“无名小卒，一鸣惊人”，报界舆论如潮，赞誉小百花“演员美、剧本美、导演美、音乐美、布景美、服装美、无处不美”。第二年首次晋京演出又获得成功。茅威涛、何英、董柯娣、何赛飞、方雪雯被冠以越剧界“五朵金花”的美称。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西华厅亲切接见浙江“小百花”全体成员，揭开了小百花越剧团成长史上光辉的一页。

　　实践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优化组合的起点要高，选材要严。必须在一定高度的文化意识和超前意识导引下，确立远期目标，集中可塑人材。茅威涛所以能在艺术上表现出较高的“悟性”，和家庭对她的自幼熏陶，本人文化素养，与知识界的广泛接触密不可分。小百花的创作班子中有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本科大学生，也有自学成才的专家。他们既熟悉传统又都能用当代人的审美眼光观照优秀传统文化，从现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审视越剧改革的时代走向。这种艺术追求上的文化认同使他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能意会心领，达到高度默契；

　 我们还体会到：优化组合是一个动态过程。人才的优化不可能一次完成。随着艺术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对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作班子采取“稳定、充实、提高、配套”的方针，坚持“优胜劣汰”，随时补充新生力量，逐步形成团内以艺术指导金宝花、编剧顾颂恩、导演杨小青、胡其娴、作曲胡梦桥、顾达昌、吴昌年、舞美设计罗志摩、灯光设计周正平、服装设计和化妆造型设计蓝玲为骨干的二度创作班子；团外有一个以著名剧作家顾锡东、胡小孩、钱法成、魏峨、曾昭弘为代表的全省剧作家群体的关心爱护，历届省戏剧节中的优秀剧目供剧团挑选移植。团外的优秀导演、作曲、舞美设计根据需要随时介入，协同攻关，使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每台戏的艺术阵容始终处于最佳组合状态。当前，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准备集中力量，采取社会招聘、学馆集训、艺校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抓“小百花”的第二、第三梯队建设，使人才的优化组合不断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优化组合的关键在领导。“一定要把浙江的越剧搞上去”一直来是省委、省府领导加强浙江戏剧工作的战略思考，如果没有领导的决心，也不可能有经过优化组合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实现优化组合的过程是统一思想，确立重点，促进入才流动，解放艺术生产力的过程，各地无私地把优秀人才输送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支持了重点剧团的建设，同时也强化了各地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宏观上推进了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文艺新苗的脱颖而出，在浙江大地上先后涌现了湖州小百花越剧团、舟山小百花越剧团、桐庐小百花越剧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乐清小百花越剧团、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等；甚至扩展到其它剧种，新生的浙江小百花绍剧团、东阳小百花婺剧团也先后晋京演出，出现了“一花领先，百花齐放”的浙江“小百花现象”。

二、不断创新的艺术追求是艺术改革的中心环节

　　“求新、求美、求精”是“小百花”刻意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的难点在于如何从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出发，又结合自身特点，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使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在古典传统文化中焕发新的光彩，赢得当代观众的喜爱。

　 首先，小百花团紧紧抓住艺术品格的确立与演员同步这一关键，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先是角色众多，流派齐全的新编古装戏《五女拜寿》，为全体演员提供了一个初展风彩的舞台实践机会。经过导演、作曲、舞美、服装等多方面的努力，抹去了老戏曲中陈旧粗陋的痕迹，开始向现代艺术的整体美迈进，也为小百花们日后的发展，确定了艺术追求的基调。继《五女拜寿》、《汉宫怨》之后，又不失时机地推出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有一定深度的新编历史剧《唐伯虎落第》、《陆游与唐琬》以及轻喜剧《红丝错》等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新剧目。经过十年的艺术实践、艺术竞争和艺术积累，处于领先地位的主要演员对艺术、对人生的认识产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当潜在的能量需要充分释放的时候，在主创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新改编的《西厢记》。该剧演出后被认为是“青春美、艺术美、古典美、现代美”的结合，为小百花的艺术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艺术追求还表现在演出的整体美方面。他们十分重视编、导、演、音、美的综合体现。他们强调综合性，丝毫不削弱各艺术门类的个性发挥和独创精神。《西厢记》中转台的运用，《陆游与唐琬》中音乐的渲染，两台戏中的灯光、服装、造型都有他们刻意创新的艺术追求。每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以带动其它部门的创新，从而在新的层次上实现新的综合。他们强调综合性还表现在对兄弟剧种和其它文艺样式的兼收并蓄。综合体现上，越剧《西厢记》是吸收了昆剧的身段、川剧的绝活、话剧的深邃、歌舞的神韵、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以越剧为本体相互交融诞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宁馨儿”。

　　以导演为中心带动整个创作班子同步介入创作的全过程，是《西厢记》创作成功的经验之一。在《西厢记》的创作过程中，导演不仅是二度创作的解释者而且是参予者，不仅是二度创作的组织者而且是整个艺术生产的指挥者。他们在突出导演中心地位的同时，并没有淡化演员这-主体。导演在艺术构思中就充分考虑到演员的条件和特点，调动她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艺术追求还体现在对戏曲本质特征的深入理解和认真把握上。著名戏剧家张庚把戏曲概括为“诗剧”，由此而派生的写意、虚拟性、假定性等等，构成了古典戏曲的基本特征。他们的艺术改革，没有丢掉这个特征，恰恰在追求“诗化”的过程中深化、强化了这个基本特征。在《陆游与唐琬》中，他们将“梅花”作为诗魂戏胆，从表、导、音、美等各个方面提炼梅的风骨的神韵。当陆游面对一片虚空，挥毫题写《钗头风》时，诗的意蕴达到高潮，意之所指，情之所至，使人们忘记了生活的真实，却痴情于情感的真实。《西厢记》用转台、音乐、灯光等手段将固定有限的物质空间化为流动无限的心理空间，追求诗的激情，营造诗的意境，寻找诗化了的形式美，使整场演出像吟唱一首行云流水般的爱情诗篇。“小百花”的艺术改革既是对传统旧戏曲的超越，又是在新的层次上对戏曲本体的复归。

　 一个剧团的艺术追求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还得取决于广大观众的认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融大众性，时代性，精品性为一体，其归结点在于强烈的观众意识；无论是老戏新演，新戏新演，艺术上的“中餐西吃，西餐中吃”，还是追求总体色彩上的淡雅脱俗，致力于中国式室内轻歌剧的开拓，都应是对现代观众的理解与沟通，最大限度地赢得观众，这些始终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他们认为：当前越剧最缺乏的是青年观众、知识型观众。越剧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必须从争取这两类观众入手。

　　现在大多数青年人，不熟悉传统戏曲艺术，却熟悉卡拉0K，MTV，镭射影碟以及一批又一批的港台歌星。面对现实，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竭尽全力，以自己的艺术追求，去缩短距离，争取知音，以当代青年的心态去把握同龄人的情感。他们十分重视群众性青年戏迷组织，一个自发的“茅迷协会”，一份群众自办的资料《水中芦苇》，不仅给茅威涛，给小百花剧团以巨大的精神鼓励，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来自青年观众的真实信息。这一切都引发“小百花”们对传统越剧如何适应当代青年作出切合实际的思路。他们每上演一出新戏，总要三番五次地邀请专家观众“会诊”。比如《西厢记》一剧，从改编到连排，从连排到公演，不止一次地进行“专家门诊”、“观众座谈”，特别重视青年观众的不同意见，每天都有上百名首都高校的大学生等候退票，直到终场还聚在门口等候演员，要求签名，来自知识青年阶层的热情呼唤是对他们艺术最珍贵的报偿。

三、“敬业、奉献、合作”是艺术改革的精神支柱

　 艺术改革是一项艰辛的事业，没有一支德艺兼备，坚韧不拔的队伍，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要求“小百花”们不仅要唱好每一台戏，而且要把自己造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九十年代的越剧新人。经过10年磨炼，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逐步形成一种令人可喜的“小百花精神”。“小百花精神”，就是敬业、奉献和合作精神。“小百花精神”构成了小百花整体艺术优势与青春优势的内核，是小百花根深叶茂的“精、气、神”所在，它有力地保证了艺术改革的顺利进行与艺术人材的茁壮成长。

　 在浓重艺术氛围薰陶下培养而成的敬业精神，锤炼着越剧小百花的人格素养。辛勤的育花园丁们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戏又教人，使小百花们逐步树立起强烈的事业心和荣誉感，不断意识到她们所肩负的继往开来、繁荣越剧事业的历史责任。因此，她们在舞台上无论角色大小，戏重戏轻，哪怕只是默不出声穿场而过的龙套，从化妆、着装到一招半式，绝不敷衍了事。一位省属剧团团长激动地说：“我仔细看小百花演出，台上每一个演员每一件服装上看不出任何一道皱折，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团的素质。”《西厢记》转台下，两名默默无闻的舞美人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狭小空间中，忍着酷热，单凭音乐和感觉推动转台，角度丝毫不差，而且推出符合剧情需要的节奏感。在中南海演出时受到李鹏总理的亲切接见，夸他们是“无名英雄”。正是这种敬业精神指导下的一丝不苟的艺术创作态度，赢得了广大观众对他们从艺术成就到职业道德的交口称赞。

　　奉献精神对于戏曲不景气境况下的戏曲演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商海大潮，有些剧团的演员为了赚钱而离开戏曲舞台去改唱流行歌曲，有的演员耐不住戏曲团体的清苦则弃团而去。但“小百花”们尽管工资不高，奖金不多，却不为金钱所动。保持了队伍整齐、人心稳定。在频繁的出国的演出活动中，没有为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所迷惑，剧团出国、出境数十次，都载誉而归。由于奉献精神的发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从领导到群众，从挑梁担纲的“头肩”、“二肩”，到常年跑龙套的演员，十年如一日，有效地抵制了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袭。“我们即使吃咸菜也要把戏唱下去。因为越剧已经成为我的存在形式，离开了越剧我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茅威涛的这句话道出了全体小百花的共同心声。

　　合作精神是一个综合艺术表演团体必不可少精神支柱。剧团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演好戏。为了适应九十年代越剧观众不断更新的审美需求，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每一出戏都充分调动各个艺木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从编、导、演，到音乐、舞美等各部门都通力合作，环环紧扣，相辅相成，全力创造完美的艺术效果。因此才有国外友人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每一场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精致的工笔画。”可以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每一出戏的成功演出，都是一曲合作精神的颂歌。

　 “小百花精神”实质上就是文艺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小百花们”说：“我们来自浙江农村和集镇，是浙江人民的血汗浇灌我们长大成才。我们不仅要为观众提供优秀的舞台形象，还要为新一代文艺工作者树立良好的精神形象。”不论在国内，不论在国外，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的演出从开幕到谢幕，从台前到台后，严谨的舞台作风始终不变。山区农村贴出大红标语，说：“来了‘小百花’，农民笑哈哈!”质朴的语言说出了广大观众由衷的赞扬。

　 “小百花精神”的形成依靠党组织的关心、培养和教育。针对不同时期，我们不仅在艺术上给他们树立新的追求目标，而且在思想上提出新的要求，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业务、学习、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在实践中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小百花”们生活在改革开放，新旧观念交替的年代，又面临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种种困扰，商潮的冲击，激烈的艺术竞争，也曾使一部分人感到困惑。每逢这种时候，团部和党支部一班人总是以自己克已奉公的行动，发挥党团组织的先锋作用，团结骨干队伍，以平等研讨的态度，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寓理于情，寓严格要求于关怀体贴之中，他们牢记邓颖超同志的题词——“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严格要求自己，刻苦磨砺自己。当老山前线战火纷飞的时候，他们买来汗衫，绣上深情的祝愿寄给远方的战士。为大庆工人演出时，组织“小百花”参观学习大庆人的创业史，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眼泪。他们面对广阔草原上无数台经日运作的抽油机说：“干工作就要象抽油机那样，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默默无闻鞠躬尽瘁，只讲贡献，不图名利。”当他们深入深山僻岭，为“老少边”人民演出时，与当地群众一起上山采茶，在劳动的汗水中加深与基层人民的感情。十年风雨育成材，她们之中，有的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演员队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有的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动模范、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

四、科学决策是艺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春华秋实，“十年前的苗子，十年后的尖子”，“小百花”健康成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关心。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重点扶植和普遍调整的关系。

　 我厅直属艺术表演团体共有7个，财政拨款有限，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因人数最少，当时每年的定额拨款不到10万元，连日常开支都无法维持，省委、省府领导了解情况后决定每年拨出25万元专款，对小百花团进行重点扶植，小百花团吃了这份“小灶”，减轻了经济压力，一门心思搞新戏，终于出现了几次艺术创作的高峰期。最近，我们组织省属各团艺术人员认真观摩小百花《西厢记》的演出，大家无不称赞：“不愧是重点团，精品意识强，确实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实践证明，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一个省、一个地区，通过布局调整，明确一、两个重点剧团，给一些特殊政策的做法是符合当前实际的。

　　时至今日，25万专款早已入不敷出，省里各级领导仍然本着“重点扶植”的方针，由省委和宣传部领导出面。亲自为小百花与金融界、企业界的联络架桥铺路，发起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基金会，企业界纷纷伸出友谊之手，省政府、省财政厅和省文化厅出资一百万元，“名牌剧团”与“名牌企业”携手并进，省领导亲自文带领剧团南下福建、北上大庆去经济协作部门慰问，演出并争取对剧团的经济资助。把小百花团从文艺小舞台引向社会大舞台，这一举措不仅扶植了小百花，而且使全社会更加关注文艺事业。其他剧团也受到鼓舞，他们看到了省委、省政府对艺术事业的有力支持，增强了搞好高雅艺术的信心。

对外交流和开拓国内市场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对外交流的机会日益增多，浙江小百花团1991年就连续三次出访。由于演出条件和经济收入的差异，轻视国内市场，厌倦下乡演出的苗头开始滋长。省内、外地观众也纷纷反映看不到小百花的演出，这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去年，省委宣传部领导及时指出：不能忘了爱护哺育你们的广大越剧观众，离了本乡本土，小百花就会枯萎，你们真正的知名度应该在国内。于是断然决定婉辞香港方面的邀请，改排一批高质量的新戏向北京、上海进发。这个决策也成了小百花越剧团向艺术新高峰攀登的动力。赴京演出的成功不仅提高了小百花的知名度，票房价值也随它上扬，来自省内外的演出邀请络绎不绝，邀请去台湾、美国、西欧演出的意向从四面八方传来。当初有人曾怀疑，“大家都在争出国，你们竞放弃赴港，值吗？”现在，疑虑已经消除，众口一词回答：“值！”。

　 小百花越剧团的实践告诉我们：为使戏曲艺术永葆青春，努力开拓和培育新的演出市场是当务之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应该同样给予重视，国内市场是开拓国外市场的基础，如果一味追求出国，脱离了扎根的土壤，丢失了永久的市场，那将是无法挽回的错误。

明星与群星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在企盼，呼唤着年轻的越剧明星的诞生。我们意识到，小百花已开始走向成熟，不能只满足于初创时期的“满台生辉”，如果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没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没有一批有影响的明星将没有自己的地位，而演员的青春年华有限，时不待人，机不可失，于是，我们大胆支持小百花越剧团在精心排演《陆游与唐琬》、《西厢记》的同时，有意识地通过演出以及各种新闻媒介，既推出艺术精品又重点宣传以茅威涛为代表的新一代越剧明星。明星的出现不是人为的，是演员的表演艺术与观众的审美需求高度融合，水到渠成的结果；明星的出现对于提高剧团在文化市场中的竞争能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接着而来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明星与一般演员的关系。我们认为，小百花团是一支经过优化组合，尖子众多的新型文艺队伍，新时代的戏曲舞台，不应该把主角与配角仅仅理解为红花与绿叶，而应该是明星与群星。

　 明星和群星应该是交相辉映的关系。群星烘托明星，明星进一步照亮群星，无论是配角甚至龙套都应该有自己的闪光点，旧戏中龙套的程式化痕迹应该消除，舞台艺术的整体美是由万紫千红的绚丽色彩组成的，明星和群星相映生辉，才能构成一个星光灿烂的艺术天空。

　 明星与群星应该是可以转化的辩证关系。明星的出现推动了剧团的竞争机制，剧团采取多排戏、组织演员多参加各种专场演出活动，创造条件使“大幕、屏幕、银幕”一起上，设立AB角等方式尽可能为演员创造更多的展示才华，扩大影响的机会。群星可以转化为明星，明星必须不断奋进才能保持明星地位。演员在竞争中增长才干，剧团在竞争中增添活力，新的明星将在竞争中不断涌现。

　　明星与群星更应该是水乳交融的战友关系。我们经常强调，新一代文艺工作者与旧戏班的本质区别在于无论是明星还是群星，艺术上有高低之分，人格上无贵贱之别，舞台上是竞争对手，生活中是亲密战友。晋京演出期间，茅威涛极力为姐妹们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小百花”摘取“梅花奖”桂冠，姐妹们也没有忘记茅威涛等一批主要演员给小百花团带来的声誉。明星与群星相互尊重、相互珍惜的新型人际关系，开始在小百花团出现。青春优势和艺术优势，明星效应与整体效应的紧密结合使小百花团呈现出“满园芳菲；争奇斗艳”的可喜景象。

艺术改革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剧团体制改革这篇大文章已经做了多年了，有经验也有不足，许多问题还有待探索。对小百花团的体制改革我们坚持两条原则：一、任何改革举措必须有利于出人出戏出精品，二、改革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我们分析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本身就是体制改革的产物，它基本摆脱了旧体制的机构臃肿，人员过剩的弊病，新兵老将优化组合调集在一起只有一个目标——艺术改革、艺术探索，逐步调整不适应艺术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促进出人出戏出精品。近十年来，我们紧紧抓住艺术改革这个中心环节组成以业务骨干为主体的精干的领导班子，形成开放型的不断优化的创作集体；在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不强求他们抽力量盲目开公司、办企业，而是积极鼓励他们开拓演出市场，多演出，多创收，同时，通过建立基金会等方式筹集资金使他们安心搞艺术，对艺术队伍的管理，我们提倡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多做思想转化工作。不轻易采用惩罚措施。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思想工作重在疏导，以保持队伍的稳定。如何调动艺术骨干的积极性，增加凝聚力?我们主要不依靠金钱、物质，而是积极为他们创造成才的条件，以鼓励艺术追求激发艺术人员的内在动力和向心力。生活上体贴关心。团部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先造演职员宿舍后造团部。先安排群众，后安排领导。用一颗真诚的心换取演职员的信任感和责任感。十年含辛茹苦，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历届领导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随着小百花越剧团艺术上的不断成熟，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来自国内外的演出邀请不断增加，希望与小百花越剧团合作的企业越来越踊跃，他们的经济状况、物质条件也随之得到改善，出现了艺术与经济、精神与物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剧团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艺术改革、艺术生产为中心、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才能使体制改革有正确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才能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

　　艺术改革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只是刚刚迈出第一步，如果取得一点成绩，主要得益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引，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后的路程更长、更艰巨，我们决心进一步继续发扬“改革、探索、团结、奋进”的精神，为进一步办好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将越剧事业推向更加辉煌的未来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