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用“亲切”或者“热情”这样的普通词语，来描述顾锡东先生对人的态度，虽然我和所有认识他的人一样，都叫他顾伯伯——一个亲密得几乎进入家庭成员的称呼。
想像老人生前的神情，坐在桌前，右手衔着烟，左手掌压在茶杯盖上，微笑。眼梢透着认可，目光里有一点审视，那是内心有判断的人特有的眼神，而微扬的下巴给你一段距离，传递着爱与宽容。这时，茶的氤氲和青烟就缭绕在他的面前，使他和我们近在咫尺的时候，又仿佛遥远了。
出身江南古镇西塘的人民艺术家顾锡东当然是非常平民化的，但也是极有节气和风骨的。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在一些场合下，顾伯伯不亢不卑，甚至是相当矜持的。写了一辈子戏剧的顾伯伯，待人接物，一点也不戏剧化。
记不得我是怎么和顾伯伯相识的了。有一次开会等电梯，当着许多人的面，顾伯伯突然对我作了一个评价，使我微微吃惊，因为在此之前，他几乎没有单个的和我说过话。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顾伯伯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这样说话，细致入微的智者啊……
然而我们依然是没有任何交往的。数年之后，我调入了由他担任主席的浙江省文联，因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慢慢地熟悉起来。有一次出门，正好与他坐一辆车，不知怎么的就说起了上世纪50年代由他编剧的电影《蚕花姑娘》，我还唱了几句插曲，顾伯伯始终不置可否，当我问到有几句唱词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忘了。”
倒是《五女拜寿》让他话多起来，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女儿。顾伯伯说，因为当时湖州越剧团刚招了一批学员，要让她们都有机会上台，所以女儿一定要多。戏是在杭州开会时写的，写一场带回去一场，赶着排一场。那天他有兴致，又告诉我，在澡堂里能够发现唱歌的人才。有一次他正在洗澡，突然听到隔壁有一个十分了得的男高音，一边哗啦哗啦洗澡，一边引吭高歌，于是，一个天才就这样被顾伯伯发现了。这位歌唱家原来是个锅炉工，后来进了杭州歌舞团，再后来去了国外，唱意大利歌剧去了。
以后另一个场合下，他还跟我谈过《五女拜寿》，并表达了一个观点：所有的古装戏，都是穿古装的现代戏。比如《五女拜寿》的题材，就来自“文化大革命”。他说这话时，笑嘻嘻的，抽着烟，青烟在他的眼前缭绕，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世事洞明，什么叫举重若轻。
有一天，在单位的楼梯口碰上了，寒暄了没几句，他问我有什么写作计划，我说我很想写龚自珍，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他听了立刻就说：王旭烽你给茅茅写一个戏吧，茅茅一直想排一个清装戏。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第一个提出要我写戏、并且直接要我给茅威涛写越剧的，就是顾伯伯。我被他激励起来了，搞了一个题纲，送去给他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踏进他的极为简朴的办公室。他看完后开始和我讨论剧情，第一场怎么样，第二场怎么样，要有一大段悲痛欲绝地唱，要扶棺痛哭，因为心爱的人死了，这和我想像的龚自珍不一样。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法写那个龚自珍了。我要到许多年以后才明白，顾伯伯从本质上说是对的，他知道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戏剧，什么是话剧，什么是越剧……他有天才的艺术分辨力，他是大师。
有一些细节证实他的特立独行。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说，他不收藏字画，他家的墙上，不挂任何字画。近日我又去了他家，亲眼看到了他的窄窄的棕绷卧榻是破的，而他的《五女拜寿》，据初步估计，已经被各种剧团上演七千余次了。他当然不是不知道，他对物质生活洒脱的置之度外的态度，与清贫的家庭将是永远相辅相成的。
听顾伯伯发言，是一种高超的智力游戏，因为顾伯伯基本上不提反对意见，他只提建设性的意见，他只立不破，其实是破了，不过要你去悟罢了。我常常事后在琢磨他的话，特别是事隔多年，我真的为茅威涛的小百花团写了越剧《藏》之后。
尽管顾伯伯已经对这一次艺术实验有过具体的指导，《藏》的主创人员依旧约定，要听顾伯伯再作一次全方位的修改意见的发言。悲夫，那样的教导与传授，那小心翼翼的惜才之心后面的微言大义，那轻松亲和后面遮蔽着的严肃和重大，那种高度的认同和深刻的分歧，那像天鹅绝唱般的睿智、经验、洞察与学识，我再也听不到了……
在我撰写此文的时候，黄昏到来了，我看到了青烟缭绕的后面的大师的面容，我必须竭力去接通渗透在那一切之后的沉默而丰富的心。顾伯伯，你的远逝给我的震撼是一生的，因为一些至关重要而无法言传的因缘，那命定的气脉，已经无言地降临了……
——《浙江日报》 2003-7-11
百花园丁顾锡东
浅谈《陆游与唐琬》构想
